好在几位留下的东西很“现代”，王力是现代汉语语音学体系的建立者，“四声八调”理论的提出者；罗常培则结合传统与现代方法，提出“音义结合”，推动了语音学和方言调查；赵元任则提出“五度标音法”，并且做过详细的《湖北方言调查》；张世禄则直接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进行开拓性研究，将传统音韵学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写下了《中国音韵学史》和《中国声韵学概要》。
在利用最广泛的方言声韵标本和信息技术重构几人的学术理论的时候，很快这个小组的学者们就发现了一些与他们的结论相违背的地方。
这样的“违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音的声韵母采集不够，导致不管用哪位发明的音标，都不足以概括所有的方言声韵发音；二是音调的“粒度”不够“细腻”，以赵元任的五度标记法来讲，它的第一规则就是描述某个音调时，只记录声调轮廓，对于声调也只记录五个音高，其实差不多就是对应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
但是这样做明显是不够的，用粤语来举例，平、上、去还分出了阴阳，分别配合来自古代的清音声母和浊音声母。而入声也分了三个：配合长元音的中入，配合短元音的阴入，以及配合普通音的阳入。用赵元任的方法，不关注对中间变化段的描述，因此就不免会忽略掉一些语音当中长短音的变化信息。
而这些信息恰恰似乎从中古音到现代音的转化过程当中，最容易发生讹变和被简化掉的部份，也就是说它们恰恰是中古音和现代音的差别部分，因此赵元任的方法用来标记现代发音比较合适，标记某些方言的时候就会有所欠缺，用于构拟中古音，则会出现工具“精度不够”的情形。
不过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那就发明出一系列的音标，用来标注之前缺乏音标标注的方言声母和韵母，同时将音调变化标注得更加仔细，除了要表示出文字在不同阶段的音高，还要表示出它在每一个阶段的长短和变化。
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简单举个例子，阴平和入声的区别，其实都是阴平起首，不过收尾一个向上清扬，一个向下浊降而已。
总之就是声音信息是可以用符号记录下来的，如果中古音和方言音比现在的符号体系更加复杂，那就给它搞成一个复杂些的符号体系，一样可以记录下来。
有了这个完备的符号体系，就可以构造出一个拼音体系，这个体系可以教会人，更重要的是教会电脑，把各种方言都给读出来。
其余几位专家的着作，其实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有些甚至比赵元任的方法还要粗放，用粗放的理论来构拟精细的语言体系，就难免出现各种瑕疵。
所以这个课题研究过程，不仅仅是对几位近现代大师理论的推证，同时还是对他们理论的拓展与细化，在拓展和细化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完善他们的理论，最后殊途同归，构建出一个新的，可以指导中古音和现代音的汉语声韵推拟结构出来。
这个课题是最简单的了，第二个课题是清代小学古籍校勘就相对烦难。
清代小学大家，包括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等人，古籍校勘，其实就是校勘这些人的着作。
清代小学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各位名家着述其实是不成科学体系的，有的甚至没有专着，而是在他们的笔记当中东写一笔，西写一笔，非常散乱。
一个人都很散乱，人一多就更加散乱了。